储瑞耕和“杨柳青”
储瑞耕
储瑞耕，男，江苏武进人。1946年生，1970年8月毕业于上海海运学院。《河北日报》高级编辑，“杨柳青”专栏主笔。1970-1974年在秦皇岛港务局和秦皇岛市委工作。1974-1984年在河北省委宣传部理论研究室和《共产党员》杂志社工作。1983年业余参与筹创中国第一家省级杂文学术组织——河北省杂文学会，任秘书长。1984年参与筹创中国第一家《杂文报》，任专职副总编辑，主持编务。1988年调入河北日报社，主笔要闻版言论专栏“杨柳青”，也撰写社论和其它文章、编辑稿件。迄今为止，储瑞耕写作和发表作品3000余篇，计300余万字，主要是杂文和言论。
附一：
我的评论实践，以在正式报刊上发表作品算，到今年已经37年了。37年间，我写作和发表作品3000余篇，共计300余万字。
第一次发表作品是1967年在《光明日报》上，那是一篇很不成样子的应景文章，当时我已经21岁了。真正开始写评论，比较有代表性的是，70年代初我连续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几篇国际评论，用的署名是“秦皇岛港务局工人评论组”。记得其中1972年5月20日刊登在《人民日报》上的一篇《发展中力量必定战胜腐朽的反动势力》，是为纪念毛泽东主席1970年“五二○声明”两周年而作的。新华社向国内外发了通稿，并引起美联社、路透社等国际舆论的纷纷评说，说是中国秦皇岛一组港口工人（a
group of harbour workers）代表了中共对美苏两个“超级大国”既勾结又斗争的批判立场云云。（当时也不付稿酬，因为那会“助长资产阶级名利思想”，记得人民日报国际部给我寄了《鲁迅选集》和《国际评论选》各一册。）那篇东西，现在看来很幼稚肤浅，可我与评论的正式结缘，当从那时算起。
我们不必去嘲笑历史，我也从不后悔，作为个人的练笔，任何经历都不会是绝对地无价值。
1976年，“文革”结束，报刊开禁。1978年《中国青年》杂志复刊，第一期刊出的思想评论《谈谈“个人奋斗”》是我生平第一次用个人署名在中央级报刊上发表的言论文章；其后几年，我在《人民日报》、《人民日报·海外版》、《红旗》杂志、《解放军报》、《中国青年报》、《光明日报》、《北京日报》等报刊上发表了数十篇杂文；还主笔过两年多《石家庄日报》理论版“纵横谈”栏目，发文六七十篇。
1983年，中国出现了第一个省级杂文学术组织——河北省杂文学会，我被推选为秘书长。1984年，《杂文报》办起来，我任专职副总编辑，主持编务。这样一来，除了写作更多的杂文之外，客观上迫使我撰写《杂文报》的言论，包括社论、评论员文章以及“编后”还有“评点”，这些从文体理论上有别于杂文的文字，我都努力把它们“杂文化”了。
至此20年的学步，我主要是在评论与杂文上。这些“学步”，尽管很蹒跚，很不像样子，但它们毕竟为后来这十几年来我从事党报的言论写作这一新闻实践打下了基础。
1988年初，我由杂文报社调入河北日报社。报社编委会决定由我独立主笔恢复本报60年代曾有过的“杨柳青”专栏，我立即表示接受这项任务，而且认为办好一个言论专栏，尤其在报纸的头版上，是极有意义的事情。“杨柳青”专栏办到现在已16年了，如果没有报社编委会的决心和具体指导，没有省委的重视，没有广大读者的支持，是不可能的。我有幸作为评论员而忝列第二届全国“百佳”，从业务角度论，恐怕也同我主笔“杨柳青”言论专栏关系最大。这也是我近17年来最主要的新闻实践，除此之外，我也撰写社论和评论员文章，也采写通讯等别的稿件，编辑“群言堂”言论专栏。
承诺就意味着责任。根本的在于，要把它当作一项事业，认真地办，严肃地办，切实办好。
我从一开始就下了决心：除非我死了，或者组织上另有安排，“杨柳青”只要由我来主持，就一定要办下去，三年五年，八年十年......把一个言论专栏办好，我以为有两个关键：一是坚持办，二是办出自己的特色。“杨柳青”多次在省内和全国范围内获奖，如：年度省级专栏奖、单篇奖，亚运会优秀作品奖，全国省（区）党报好新闻奖，“中国新闻奖”二等奖，中国记协举办的“为下岗职工再就业献计献策征文”一等奖等：本专栏1993年《新闻战线》刊文予以介绍；1995年被评为河北省“优秀专栏”。我想也是因为她坚持下来，而且形成了自己“杂文和政论相融合”的特点。
（注：引自《文风的改革尝试与人格的不懈追求》，该文成于1997年8月12日，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和人民日报社联合举办了一次“百佳”事迹报告会，储瑞耕在会上有个发言，会后又参照了一些同志的意见，修改成这个稿子。摘录时一些时间及作品数字已改动，此处以2004年为准）
附二：
韬奋新闻奖河北第一人--储瑞耕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