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投资5亿元的国能成安秸秆发电厂，引进世界领先的生物秸秆发电技术，建设规模为2×24MW单抽汽凝汽式供热机组，年发电量可达4亿千瓦时，年可燃用棉花、玉米等农作物秸秆30万吨，可促进当地农民增收4500余万元。 本报记者 杜柏桦摄

□本报记者吴艳荣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今年我省单位生产总值能耗要降低4.4%。代表、委员们认为，我省产业结构偏重，能源资源消耗量大，完成这一目标，需要付出加倍的努力。

牵住耗能大户这个“牛鼻子”

“推进节能降耗，实现增长方式转变，要牢牢牵住耗能大户这个‘牛鼻子’。”刘运琦委员打了个比方。

他说，在国家确定的112家重点节能企业之外，我省又选择109家年耗能10万吨标准煤以上的工业企业，全力实施“双百企业节能工程”，接下来需要进一步落实责任，强化措施，完善实绩评价考核机制，推动目标如期实现。

资料显示，在我省，国家确定的112家高耗能企业能源消费量约占全省能源消费总量的43%、工业能源消费量的60%。高耗能企业能耗指标下降了，全省能源消耗量就会大大减少。

“大力节能降耗，对于企业，既是社会责任，又是自身生存与发展的需要。”来自石焦集团的刘均利委员深有感触地说，作为与省政府签订“军令状”的重点节能企业，石焦集团累计投入4000万元用于工艺设备节能技术改造，其中3个重大节能技改项目已投入运行。他们还计划于今年底前再上煤气压缩机变频改造节电等7个重大节能项目，把节能工作再次推向深入。

武义青委员进一步提出，要研究制定鼓励资源节约的政策措施，必须制订严格的物耗、能耗和污染排放标准，并依法严格执行。对高消耗企业，可根据全国行业平均水平，制定主要能源、原材料消耗标准，高于标准的企业，要限期改造、达标，超过规定期限仍未达标的，要加收资源费。

技术进步———

节能降耗的根本途径

说到节能降耗，我们往往想到节约“一度电”、“一滴油”，但是，如果企业仅仅要求做到这一点显然不够，特别是对于高能耗行业。代表、委员们认为，节能降耗的根本途径，还是要靠技术进步。

有一篇报道，令张秀明委员深受启发。一台60万千瓦火电新机组，调试一次就要烧掉6000吨至8000吨燃油。而中国国电集团所属的一家公司研发出锅炉等离子点火技术，由烧油启动点火变为直接烧煤点火。据测算，这一技术一旦全面应用，每年可以为我国火电厂节约燃油600万吨以上，不仅可以为电厂节约发电成本300亿元，而且等于为国家节约了一座中型油田的原油。

“电厂的例子仅仅是一个缩影，对于冶金、建筑等高能耗领域，靠技术进步节能同样存在巨大空间。”张秀明委员说。

“推动节能降耗，需要大力开发与之相适应的技术作为支撑。”作为一名环保科研人员，王凯代表认为，由于研发投资密集、风险较大，往往单个企业或研究机构积极性不高。建议加大对新能源、新材料以及资源节约等方面技术领域的支持力度，组织有关企业和研发机构大力开发一批节能降耗与综合利用技术，为增长方式的转变提供技术保障。

推动循环经济的“星星之火”形成燎原之势

代表、委员们认为，发展循环经济是转变增长方式的战略举措，我省发展循环经济的步伐应再大些、更快些。

“钢铁行业有资源能源消耗大、污染严重等特点，这也决定了钢铁行业在发展循环经济的过程中可以大有作为。”来自邯钢的李连平代表说，通过大力发展循环经济，2006年，邯钢本部全年可比产品总成本比上年平均降低21.8亿元，降低率达13.5%，创历史最好水平；吨钢综合能耗同比降低22.4千克标煤，在新增冷轧等工序的情况下，吨钢耗新水由6.09立方米降至4.89立方米。

“曹妃甸在发展循环经济方面的探索，是河北的骄傲，也是中国的骄傲。”薛渤珣代表说。

按照循环经济发展的总体思路，曹妃甸突出抓好三大体系建设：一是重点建设和培育钢铁、石化、电力三大循环经济产业链，构筑循环经济型产业体系。二是建立资源综合利用管理控制体系。重点建立能源综合利用、水资源循环利用、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土地资源高效利用四大管理控制体系。三是建立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体系。重点建立海洋环境保护、雨水收集和回用、大气环境保护、灾害防治四项工程。

“一个重点建设项目，如果在谋划阶段就按照循环经济的理念来培育，会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会越走越宽广。”代表、委员们认为，这是曹妃甸带给河北的有益启示。

“老账”要还清

“新账”莫再欠

改变白洋淀“九龙治水”的局面，要建立流域管理、集中管理的体制，将水资源的开发利用、污染防治、生态安全等纳入一体化轨道

□本报记者翟楠楠

“这已是第二次大面积死鱼了！”谈起2006年春天发生的“白洋淀死鱼事件”，省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主任杨振科情绪有些激动。

2000年，时任省环保局局长的杨振科曾到白洋淀调查当时的“死鱼事件”。“虽然两次污染相隔6年，但致污原因大致相同，都是由于大量未经处理的工业和生活污水直接排入淀区所致。”杨振科说，如今白洋淀地区正面临严重的环境污染和生态退化。

“钱包鼓了，命却短了，值不值？”杨振科认为，白洋淀的教训足以说明，有限的生态资源难以支撑传统的粗放型增长模式，生态环境无法承载人类过度的开发，“杀鸡取卵”式的破坏生态资源，只能导致经济发展难以为继。

庞其清委员认为，虽说环境问题多是“历史欠账”，不能归过于某一任领导，但为官一任的领导干部，在面对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冲突时，一定要有清醒的认识：为求发展而牺牲环境、破坏资源，即使经济一时上去了，也不可能持久，而且必将付出更大的代价。

恰如白洋淀之“病”并非一时之过，“治病”也绝难毕其功于一役。杨振科委员认为，环境保护工作急需站在一个更高的层面上，综合统筹。比如，白洋淀在行政区划上隶属多个县市分管，职能上隶属于多个部门管理，效率低下，缺乏统一协调。要改变这种“九龙治水”的局面，就要建立流域管理、集中管理的体制，将水资源的开发利用、污染防治、生态安全等纳入一体化轨道，进行区域管理。这样，管理和实施白洋淀地区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的保护工作才能统筹谋划，有章可循。

庞其清委员在调研中发现一个规律：上游经济越发达，下游污染越严重。为此，他建议，地方政府在制定发展规划时，一定要优先考虑环境因素，合理布局，统筹发展。不能长期指望污染企业和项目“吃饭”，老企业要调整产业结构，实现产业升级，降低污染度，并积极谋划科技含量高、污染少的新项目。同时，要严格环保把关，新的污染项目绝不能再上马。

王维贤委员则撰写提案，建议加快城镇污水处理设施建设，使之逐步做到与城镇的发展规模相适应，并积极推行污水处理企业经营管理机制改革和污水处理收费制度改革，保证现有污水处理设施正常运营。同时建议政府积极探索建设农村污水处理系统。

委员们的共识是，环境保护也是一项带有公益性质的公共事业，需要政府投入更多资源，付出更大努力———尽力偿还环境“老账”是责任，不再欠下“新账”是义务。

贾珍山委员建议

利用太阳能照亮乡村路

本报讯(记者吴艳荣)大部分农村路灯成摆设、农民不得不摸黑走路的状况，引起贾珍山委员的关注。他建议，在全省广大农村利用太阳能光伏发电解决农村道路照明。

在调研中，贾珍山委员了解到，滦平县小营乡付营村于2006年5月启用30盏太阳能光伏发电路灯，使全村1000多米长的村路全部亮了起来，每天可用5至6个小时。

贾珍山委员介绍，安装一盏太阳能路灯大约在4000元左右，比常规能源灯多1000元左右，但是在需要拉较长电线的地方太阳能路灯更经济。太阳能电池板能使用20多年，不需花电费，是理想的替代电能。

他建议，我省对农村建沼气的补助办法可用在村路照明灯上，资金按照省、市、县各出一点，村里筹集一点，企业让一点的办法解决。同时国家给使用太阳能光伏发电产品的单位、个人补助，调动使用者的积极性。他认为，这是个“四两拨千斤”的好办法。

赵国忠委员建议

开发环渤海盐碱棉区

本报讯(记者吴艳荣)针对环渤海农业用地多为盐碱旱地，地下淡水资源紧张的实际，赵国忠委员提出，应尽快调整环渤海区域的农业种植结构，种植抗旱抗(耐)盐碱的作物品种。

我省是严重的资源型缺水省份，也是全国地下水利用程度最高的省份之一，年农业用水约占总用水量的74%。全省耕地总资源9662.3万亩，其中干旱、半干旱农田(年降水量250mm至500mm)面积6000万亩左右，占耕地面积的67%左右。全省有3000多万亩纯旱地，其中坡耕地2100多万亩，沙旱地700万亩，盐碱地300多万亩。

赵国忠委员认为，棉花是耐旱高效经济作物，整个生长期需水量少，可充分利用雨季获得效益，抗(耐)盐碱性能好于其它作物，管理可塑性强。因此，种植早熟棉花品种是环渤海盐碱旱地农业增效的最佳作物品种之一。

刘苏、黄加朝两委员建议

农村节能事不宜迟

设立能源建设专项基金；鼓励开发新能源

本报讯(记者翟楠楠)“创建节约型社会，千万不能忽视农村这个‘用能大户’！”长期关注能源问题的刘苏委员言辞恳切：“农村的节能问题早一天提上议事日程，我们的社会就早一天受益。”

无独有偶，黄加朝委员也就如何大力开发以沼气和秸秆气化(发电)为主要内容的农村能源建设，提出了自己的真知灼见。

刘苏委员发现，近年来，农民对能源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大需求。但农村生活用能水平仍保持在较低水平，结构单一，方式落后，能耗较高。

比如，目前我省农村住房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人均住房面积已在20平方米以上，但农村的冬季采暖状况却不容乐观，消耗的煤炭能源不少，但室内温度仅能达到10摄氏度左右。这与其采暖方式落后，住房建筑盲目贪大求高，且保温隔热性能较差等因素有关。

刘苏委员建议，应在税收、财政补贴、用地审批等方面给予优惠，大力推广节能型住房，鼓励使用节能、保温、省地的建筑技术及材料。尤其要针对农村用能实际，研制并推广节能、高效、环保、实用的设施及技术，鼓励农民改进或更换当前简陋的用能设备，提高用能效率，避免能源浪费和环境污染。

黄加朝委员则发现，随着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一方面，秸秆等生物资源失去了传统的利用价值后，被当作农业生产的“累赘”，不仅得不到充分利用，还要为防止其污染(如禁止焚烧秸秆)消耗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另一方面，随着消费水平的提高，常规能源(煤、油、电、气等)的价格也在不断上涨，农民经济负担加重。

为此，他建议，应设立农村能源建设“专项基金”，扶持新能源(如沼气)的开发利用，同时制定优惠政策，鼓励有实力的民营企业家和客商投资开发农村新能源产业，必要时还应为农民提供能源建设专项低息贷款或“政府贴息”贷款。通过宣传引导和培训等，逐步改变农村落后的用能方式。

绿色GDP考量

领导干部政绩观

从“又快又好”到今天的“又好又快”，“好”与“快”两字之调意义深远。“两会”期间，“又好又快发展”成为代表、委员们热议的话题。

2006年9月，我省公布了2005年各设区市单位GDP能耗、单位GDP电耗和单位工业增加值能耗的数据，这些数据将作为计算“十一五”时期各设区市单位GDP能耗等指标降低率的基数。据了解，今后，我省将在每年6月底前公布各设区市上年度单位GDP能耗、单位GDP电耗、规模以上工业单位增加值能耗；每年7月底前公布上半年各设区市的规模以上工业单位增加值能耗、单位GDP电耗。这一举措体现了我省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摒弃“黑色GDP”甚至“带血GDP”，让GDP更多一些绿色的决心。

长期以来，GDP成为衡量一个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指标，由此，它也成了衡量领导干部政绩的一个标尺。一些地方关心更多的是GDP的增长而不是发展的质量，只要能使当地GDP增长的项目，污染不污染、安全不安全、有没有其它负面影响都可以忽略，都可以“招”进来大上快上。

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不能再走下去了。扣减掉资源消耗成本和环境损失成本后的GDP，才能更加真实地衡量经济发展成果。而推行绿色GDP核算，最先要打破的就是一些领导干部在错误的政绩观支配下产生的对GDP的崇拜心理。要知道，老百姓的工作、环境、安全及社会保障才是为政者最大的政绩。

于刃刚委员认为，最重要的是改变依据一个量化指标考核官员的思维方式和制度。应该进一步完善干部实绩考核机制，将绿色GDP指标、人类发展指标和反映资源环境制约的约束性指标等等纳入考核体系，让在这些方面作出成绩的干部得到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