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非常赞同和希望能有集中关注普通人或从底层生活角度来回顾80年代的书出现，那是很重要的。

    《出版商务周报》：知道你1981年去美国留学，直到1987年才回国。当时，你觉得国内最大的变化是什么？与同期的美国相比呢？

    查建英：物质生活环境变化并不太大，最大的变化是精神生活。人们的思想很活跃。大家一方面对刚过去的那段历史进行激烈的反思、批判，一方面对未来抱着很大的希望。我见到的人似乎都是意气昂扬、雄心勃勃的，尤其是文化圈和知识分子，一股子参与社会改革的热情和舍我其谁的使命感，没日没夜地在探讨、争论、创作，而且都深信自己的工作意义重大。

    有些天真，但他们的工作当时也的确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影响，有很多开风气之先的贡献。这与我在美国见到的情景很不一样。

    《出版商务周报》：看到有人批评你说《八十年代访谈录》偏向于一种“精英意识”，只注重于精英的话语表达，而忽略了一些底层生活。对此，你有什么感想？你选取的那些人他们都代表了各自所处领域的主流吗？

    查建英：如果大家都把书里的这些人看作精英、把他们说的话看作精英意识的自然流露，那么这个批评当然有道理。实际上这些人各个不同，其中很多位都有常年的底层生活经历。我自己在上世纪90年代初也曾认真地琢磨和检讨过“精英主义”和“精英意识”这些问题，并且在我1995年于美国出版的英文书《China Pop》里专门考察和描述过在八九十年代的文化转型期里中国的精英与大众文化之间紧张而微妙的关系。我非常赞同和希望能有集中关注普通人或从底层生活角度来回顾80年代的书出现，那是很重要的。但我并不反对精英，“精英”和“底层”都是客观存在的，每个社会都有，有什么好反对的？

    我赞成样态丰富的生活和书写。这些人很多是我的老朋友，谈起话来熟悉、放松，我把他们首先看作朋友，而不是精英。他们都是优秀的、有思想有才华的个人，但绝对谈不上都是主流，我认为其中很多人都是他们各自领域里的另类甚至异端。并且我从没想过这一本书能代表一个时代，怎么可能那么狂妄？这只不过是一组相当个人化的神聊、谈天。

    《出版商务周报》：由《八十年代访谈录》引发的对80年代文化思潮的追思你预料到了吗？你觉得它的意义是什么？有没有想过继续把这种访谈坚持下去？

    查建英：没有预料到会有这么多人关注，特别对很多年轻人的热情和好奇感到意外和感动。人活到一定时候会问：“我是谁？我要到哪里去？”而这与“我从哪里来？我的父母到底是什么人？他们经历了什么？”这类问题直接相关。历史对中国人向来是重要的。这些年中国人生活变化太剧烈了，来不及想、来不及回头看，也许现在到了一个阶段上，有一些人开始渴望想一想那些不是马上有用、马上能兑换成钱的事情了。从这个角度讲，也许这本书像有些人说的那样算是“应运而生”吧。我自己很喜欢80年代中国里的某种氛围，那个“气场”一去不回了，能为那个短暂而浪漫的时期提供一点个人记忆和反省，留个纪念册，我很欣慰，虽然这本书由于种种原因有太多遗憾。并没有继续访谈的计划。我现在正在写作的是一本英文书，可以算是《China Pop》的续集吧。

    《出版商务周报》：采访了那么多人，你觉得他们身上有没有80年代的某种共性？能不能试着总结一下？

    查建英：算了吧。他们都是个性分明、不宜归纳的人物。

    《出版商务周报》：对于80年代你觉得有没有什么遗憾的地方？如果时光可以倒流，你愿意回到80年代，把你在美国留学的那些年补回国内来过么？

    查建英：我永远愿意活在现在。在美国留学的那些年经历也很美好和珍贵。(卜昌炯)

来源：出版商务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