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第一部农民自拍高清电影幕后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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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河北农民自拍自导自演的高清电影《山杏》今年4月17日在石家庄市举行开机仪式。

《山杏》的导演由来自石家庄市长安区西兆通镇村民郝俊臣担任，他的同乡董红旗担任策划。影片描写的是贫困山区女孩山杏在大学毕业后毅然回到家乡创业，用在学校学到的农业知识帮助乡亲们致富。

剧组已经拿到了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拍摄批准书。此前我国虽然也有农民自拍电影的先例，但一般都是用家用DV摄像机拍摄，也没有得到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的正式批准，属于自娱自乐形式。《山杏》将是中国农民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高清电影。

“北京那边刚打来电话，《山杏》的后期制作已经基本完成，就等着俺们下星期去北京看样片做字幕了。你等着，很快大伙就能在央视的电影频道、国际频道看上这个电影———应该不出这个夏天，八九不离十！”

5月9日，在省会长安区西兆通镇政府东侧一个普通的农家影楼里，郝俊臣喜滋滋地说。

1、玩大了

郝俊臣告诉记者，他们———拍《山杏》的这群农民———最近一回接受记者采访，是在4月30日，来的是个“老外”———法国《经济回声报》驻华首席记者胡书言。

一进门，郝俊臣指着跟自己一块儿投资拍《山杏》的乡亲向胡书言介绍道：“这是我们的总策划———”满头金发的“胡记者”立马儿用“咬着舌头的中国话”接住了话头：“知道，董红旗！”往常在镇上以电器维修专业户的身份而知名的董红旗说，自己当时心里冒出一个念头：“好家伙，玩大了，外国人都知道咱这些庄户人家的名儿了。”

在西兆通镇文化站站长郝俊臣送给记者们的最新印制的名片上，赫然印在第一行的头衔是：“中国农民第一部高清电影《山杏》导演”。

从1992年江西景德镇竞成镇文化站站长周元强带领农民自筹资金自编自导自演自拍电视剧至今，山东、河南、湖南、河北平乡等地农民自拍电影电视剧的消息屡见不鲜。

虽然法国记者在采访中一个劲儿地恭维说，农民自拍电影电视剧，在欧洲是一种不可想象的事情，但是郝俊臣、董红旗他们心里明白，如今农民拍电影电视剧，已经算不得特别稀罕。

不过，原来那些作品绝大多数都是用家用DV机或老式民用摄像机拍出来的，也很少能够得到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的正式批准。

而《山杏》在开拍之前不仅办齐了所有的“准生证”，在其拍摄现场，轨道、摇臂、专业数字摄像机、专业灯光设备随处可见。

“这都是中央电视台按成本价租给咱用的，实打实的鸟枪换炮，确保拍出来的电影跟大伙平常在电影频道看过的电视电影同等画质。”

农民“触电”，图个乐呵，即使在舆论普遍叫好的今日，也大多将其定位为“草根”、业余，有人干脆称之为“视频版卡拉OK”。西兆通的农民怎么就鼓捣出了可以在全国发行放映的商业电影？

2、前世今生

2006年夏天，郝俊臣自己带着西兆通镇的男女老少，鼓捣出一部抗日题材的三集系列电视剧《石门东郊手枪队》。

当初为啥拍电视剧？标准答案：自娱自乐。

西兆通是毗邻省会传统工业区的富裕乡镇，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种麦子浇地就开始用滴灌，当时省会最大最高档的电影院影乐宫甚至在这里开有“分店”。至今，西兆通全镇11个行政村的俱乐部、文艺团体都能坚持活动，全镇能上台演戏的文艺骨干就有100多。

其实，西兆通镇早在五年前就已从正定县划入石家庄市长安区，村民们集体转成了非农业户口。但是在心里，他们仍更多地把自己当成农民：闲暇时上网看电视，总觉得这些按城里人趣味搞出来的娱乐，跟自己多少还是有点隔膜，扭秧歌唱戏，又嫌不那么“与时俱进”。

拍电视始于一句戏言：2006年初夏，郝俊臣跟一帮平时爱好文艺的乡亲四邻聊闲天时，有人抱怨说，“女人们还能扭扭秧歌啥的呢，咱们一帮老爷们儿，咋就只剩下打牌喝酒了。要不，咱也整个电视剧咋样？”

粘！(石家庄方言，意为“行”。)

搞了二十多年图片摄影的郝俊臣是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平常一年能拿十几个摄影大奖，自家开着两家影楼，拍出的婚纱照、儿童写真集、婚庆录像比城里大影楼水平一点不差；又是个电影迷，家里有几千张电影光盘，以往外地农民拍的电视剧也看了不少。“人家拿墨汁往脸上画胡子、现跑婚庆公司学DV摄像还能把电视剧拍出来，咱弄不成？”

说干就干。郝俊臣从摄影作品获奖奖金里拿出五千元来充当头一笔拍摄经费。写剧本、挑演员、制作服装道具……西兆通在空前的喜悦和亢奋中陷入了全镇的狂欢：

为了有个哪怕是出演汉奸伪军的机会，几乎天天有人拎着酒到公推的导演郝俊臣家“走后门”；镇上大大小小几乎所有的企业、店铺都主动送来了或多或少的赞助，区委区政府还支援了两万元；当年给正定西游记宫做过道具的老把式亮出了看家本领，做出来的盒子枪老人们看了说能乱真；镇税务所特意从尘封已久的库房里找出两部摇把子电话送给剧组当道具；100多个角色全部由村民自己扮演，没有片酬一说，人人以中午能吃上剧组管的小笼包为荣；为了尝试水下摄影，心灵手巧的总策划崔红旗还设计制作了一个玻璃摄像机罩……

头一个镜头NG了14回。一个再简单不过的汉奸打麻将的场面，平素里常打麻将的四条汉子对着镜头直哆嗦，两三个人一起喊着出牌，谁也记不起抓牌，拍完一看，个个变成手里只剩下六七张牌的“小相公”。

第一集拍了整整43天。后期制作时，郝俊臣等主创人员一致决定，把原本的彩色素材带改成人工做旧的黑白效果。为啥？水平太业余，一“黑”遮百丑，减少穿帮。

观众倒不嫌弃。一试播，村里的，市里的，专家媒体老百姓，一个个看得眉开眼笑，没几个说风凉话的。西兆通一时间声名大噪，全国40多家媒体先后赶来采访。可郝俊臣心里总觉得，好像还不是自己设想的那么回事。

系列剧原计划拍十集，拍到第三集时，郝俊臣接到了正在任丘养病的中国文联音像出版社社长潘志忠的电话。起点不低的《石门东郊手枪队》打动了这位河北籍的老文艺工作者，他诚心诚意地请郝俊臣等主创人员到任丘聊聊。

不虚此行。潘志忠一句话说到了郝俊臣心坎里：“你们拍的‘手枪队’不错，在农民中间带了一个好头，但是如果没有专业人员扶持一把，你们永远是业余的。”

3、脱胎换骨

2006年入了秋，拍完第三集，郝俊臣解散了剧组封了镜。一方面是因为热闹劲过了，经费上有点撑不住，一方面是觉得再在这种业余水平上重复没意思，“再拍非得拍个正规的”。

这时候，郝俊臣经朋友介绍，结识了业余剧作者、石家庄市机场路小学教育处主任孙国强。

孙国强写儿童剧有一手，得过文化部大奖，但是没写过实拍的电视剧。这回，孙国强把原来写的一个农村题材连续剧的前半段故事抽了出来，改成了一个电视电影的剧本———这就是后来电影《山杏》的蓝本———讲述一个贫困山区女孩在全村人的资助上读完大学，毕业后毅然回到家乡，用学到的农业科技知识帮助乡亲们脱贫致富的故事。

本子搞出来，郝俊臣开始酬钱———因为决定租数字高清设备，聘请部分专业演员出演，电影的预算是30万元，后来又接连追加了三回，变成将近50万元。

一听这个数，镇上原来没过足戏瘾的老伙计吓跑了一大半，只剩下崔红旗、王志强等五个铁杆戏迷。郝俊臣把给已经21岁的儿子准备结婚的家底掏了出来，凑了14万元，王志强等四个办厂子、做买卖的中年人有掏6万的，有掏9万的，崔红旗最年轻，算是手艺人小本买卖，入股4万元。

演过手枪队长却不擅言谈的崔红旗说，我就是觉着这事有意思。

王志强说，真要讲投入产出，这钱我干点什么不好———我是真好这个。

郝俊臣却说，兄弟们高看我，是觉着我这个事能干成，不是玩的，我得承兄弟们的情。

郝俊臣心里原本多少有点底。因为他先把本子寄给了潘志忠，请他把关。潘志忠看了，在电话里说，不错，你们应该申请国家广电总局立项。为这，郝俊臣他们专门注册了一家文化传播公司，字号“农家乐”。

可是，很快，潘志忠的副手给他们回了一封信，提了修改意见，郝俊臣和孙国强读了之后，心里反而没底了———剧本的结构、情节设置都不够专业，这还能拍吗？关键时刻，音像出版社派来了曾经主持拍摄过热播电视剧《大马帮》、《成吉思汗》等戏的制片郝文海，来给郝俊臣这个“业余导演”担任制片主任。

郝文海“辅佐”郝俊臣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文学剧本改成工作台本———这，原本是导演的工作。

孙国强记得很清楚，郝文海第一次到石家庄帮他们改本子，是2007年3月15日，那是停暖气的第一天，在每张床位20元一天的西兆通家庭旅馆“鑫鹏酒店”里，夜里冻得连外衣都不敢脱。几个人挤在一起，郝文海让孙国强和郝俊臣轮番讲自己关于剧中故事的想法———这两个业余的导演和编剧，甚至没法做到用术语表述。

“接连聊了五天五夜，谁困得受不了啦，就一头栽倒在床上睡一觉，另一个人接着跟郝文海聊。”在孙国强的记忆里，五天五夜里郝文海好像只睡过一次觉，而自己和郝俊臣每天顶多也就能睡两三个小时。

在石家庄改完了，又到北京改。经过近十几次的反复修改送审，故事的结局、甚至片名都改了，《山杏》终于得到了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的批准，并得到了中央电视台电影频道以及十几个省级电视台影视频道的口头播出允诺。

4、禁酒令

设备租来了，专业演员、专业技术人员请来了，郝俊臣召集起西兆通一班乡邻同好重开剧组，二度当上了导演。

上回拍电视，郝俊臣既当导演又当摄像，说戏拍片之余，事无巨细都得操心---有时围观群众一多，你说我笑影响取景或是演员发挥，郝俊臣就得扔下机器，跑到一边舀上一瓢凉水在地上浇个圆圈，请乡亲们退到圈外边。

这一回拍电影，他才发现，真正的导演工作，跟自己上回完全两样。"农民剧组是大小不分，原来在人家专业剧组，导演只管拍戏，看完监视器抬起屁股就走，连凳子都有专人搬！"

有了专业的副导演，剧情需要哭时他在镜头外带头哭，剧情需要笑时他在镜头外带头笑，群众演员的情绪让人家调动得足足的；

有了场记，原来因为外景和室内戏演员化妆不统一而"穿帮"的问题迎刃而解；

有了统筹，原来一天拍一场戏还紧紧张张，现在一天能拍七八场戏不窝工。

这下子，郝俊臣才明白了建章立制的好处，原来，农民拍电影和建厂子、做生意一个道理，"非得有点科学管理才成"。

而郝俊臣拿出导演的权威建立的头一条规章，就是禁酒。

董红旗说，郝俊臣平时其实最好"喝一口"。拍电视剧的时候，剧组里没钱给大家发报酬，就搞"酒管够"---上午拍完戏，觉得大家挺辛苦的，中午非得大喝一顿。

郝俊臣也知道，一场酒喝下来，下午都睡觉去了，窝工得厉害。甚至个别时候，本来上午配合得挺好，中午因为敬个酒啥的心里不痛快，下午开拍时把意见带到戏里去了，演员跟演员对着镜头闹别扭。但是乡里乡亲的这样出力捧场，他磨不开这个面子。

可是拍电影就不一样了。郝文海以下十来位专业演员、职员一进剧组，个个照业内惯例滴酒不沾。郝俊臣服了，站出来下了禁酒令---不停机，谁也不许喝酒。

禁酒，对庄户人家出身的老少爷们儿们，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特别是对充当道具的那几位---其中不乏拍电视剧时的主演甚至这次拍电影的投资人。

原来拍电视剧的时候，道具是大家都喜欢管的，因为手里掌握着三八大盖、盒子枪之类的道具武器，好玩；拍戏时要用，导演好声好气地招呼一声，大家嘻嘻哈哈地搬搬抬抬就行了，不分分内分外。这回可好，只要导演喊一声"道具"，道具就得跳起来喊一声"到"，同时别管需要的是什么分量，抱起来就得跑步前进。

《山杏》的外景选在灵寿，为的就是要拍到杏花满坡的景色，拍摄必须在4月上旬进行，开拍时花期已经过半，只好天天加班加点到半夜。一天忙完，道具们累死累活的，好像收了一趟麦子，郝俊臣都替他们委屈，有时候，忍不住悄悄地塞给他们二两酒解解乏，一边千叮咛万嘱咐他们别让其他人知道。

"自己？一口也没敢沾。不然怎么要求别人啊？"

5、救场

10天拍摄期，最让郝俊臣难忘的，是一次“救场总动员”。

送山杏上大学、修路两场戏，需要的群众演员比较多。但当地老百姓因为从前受过一个剧组的骗，不好组织。

花期不等人，电话连夜打到西兆通镇。

一家一家的门被敲开了，很快聚起了70多人，其中既有六七岁的儿童，也有60多岁的老人。人们二话不说，分坐两辆大轿子车，深夜11时赶往100多公里外的灵寿拍摄现场。

午夜12时，当剧组在山上见到从两辆大轿子车上走下的西兆通群众演员时，很多人潸然泪下。见多识广的郝文海惊叹，这么迅速从这么远的地方调群众演员，真是闻所未闻。

55岁的宋振岐，就是那天晚上赶到灵寿的群众演员之一。在去年拍的电视剧里，满脸褶子的宋振岐把一个见了日军就点头哈腰的汉奸演得活灵活现，是为数不多的表演松弛到位的农民演员之一。

这一回，派给宋振岐的角色是村里卖酒的小贩，当得知国家减免农业税的消息之后，宋振岐需要高兴地手舞足蹈一番，有一句台词：“国家免了农业税了，我这酒也不要钱啦，大家喝吧！”宋振岐说自己拍了三回，郝导演和郝主任就一致同意过了，又说如果不是郝主任在说戏的时候一个劲儿地讲术语，只怕两回就能圆满完成任务。

西兆通人在专业人士面前也没少给自己“挣脸”。60多岁的吴俊英，成了人们公认的哭星，演戏时，两分钟之内，眼泪马上就来，连几位初出校门的专业演员都叹为观止。

整部电影拍下来，全体西兆通人没拿到一分钱报酬———事实上，专业演员也只拿了3000元片酬，郝俊臣说，还不够人家赶档期一来一回买飞机票的钱———可是宋振岐和吴俊英他们仍然觉得很满足。“原来拍电视是自己找乐，现在拍出电影能给全国人民看，还图啥啊！”

6、三部曲

《山杏》还没有制作完成，在郝俊臣的案头，记者又发现了一个题为《网虫》的新剧本。

接着拍？记者随口问道。

是啊。郝俊臣没有注意记者的语气，自得其乐地开始介绍剧情。

这是一个讲述上网成瘾、险些走上歧途的农家少年在父母师长的苦心教育下重返课堂考进大学的故事。郝俊臣说作者是省内一位颇有名气的专业剧作家。从拍电视剧开始，联系郝俊臣要提供剧本的专业、业余作家一直不断，东北、西北、安徽等地都有。

从抗战题材的《石门东郊手枪队》到高扬主旋律的《山杏》，再到讲述农村人熟悉的身边社会问题的《网虫》，郝俊臣说他要拍一套剧情完全不沾边的“农村三部曲”。

起关联作用的，是视角。

“过去我们看到的电影电视剧，都是城里人的视角，不是大人老爷，就是都市白领，农民看着不入戏。好容易有几部农村戏，也净是东北二人转味，看着哈哈一笑行喽，农民们真是这么过日子吗？”郝俊臣说，他的目标是用农民的视角，拍出有石家庄风味、太行山风味的农民戏来，给更多的农民观众看。而且，秉承“燕赵自古多慷慨悲歌之士”的风格，他更倾向于能打动人心的正剧、悲情戏。

“前两天我们还合计呢，要是真有人出钱请我们去东北、西北拍戏，去不去。结论是不去。我们拍的就是自己这点农民的生活积淀，离了这片土地，搞不成事。”

还要引进专业演职员？

“当然。自娱自乐的话，大家看的是熟脸，水平不够可以请乡里乡亲的多担待；要面对全国观众进入商业渠道正规运作的话，就得严格要求。群众演员肯定还是咱自己人上。”

资金呢？

“看《山杏》的成绩了。”

严格说来，郝俊臣其实并不能算一名真正的“农民”———他1984年调入文化站工作，1986年“跳出农门”吃上了“商品粮”，告别农民身份已经21个年头。

事实上，从政策角度讲，整个西兆通镇的居民，都早已不再是农民，而是市民。

但是郝俊臣仍觉得有半数专业人士参与的《山杏》是彻头彻尾的农民电影：“首先，投资是咱农民自己的———我们这一代，在心理上仍然是农民；其次，题材、视角是咱农民自己的———这个别人替不了；再者，剧组里我们农民演员、农民职员占一半以上，这还不算群众演员和打杂的在内。”

是耶，非耶？咱们就等着瞧喽。

                                                    本报记者 朱艳冰 [石家庄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