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传奇长征》大型口述报道结束之际
历史因人而鲜活。
七十多年前的长征,就因他们——红军老战士的讲述而从传奇故事变成了真切的现实存在。
纪念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本报专题报道组在有关部门的大力协助下,找寻并采访到了至今仍生活在我省经历了长征的23位红军老战士。
虽然他们已是耄耋之年,年龄最小的85岁,最大的已是近百岁的老人,虽然他们大多病痛在身,行动不便,其中两位老人卧病在床,甚至无法讲出完整的句子,但他们却都以极高的热情接受了我们的采访,讲述或提供了七十年前自己所做所见所闻。
走近他们,从他们平实的讲述中感受红军长征途中的凶险与艰难;
走近他们,从他们曲折的人生坎坷中了解长征对一个人命运的影响;
走近他们,从他们历经沧桑而依然乐观向上的精神中汲取前进的力量。
摊开历史的掌心,他们就是那细小的纹路,无数个细小组成了伟大。
他们是浓缩的历史;
他们是生命的精华;
他们是了解长征、了解历史的窗口和钥匙。
作为历史事件,长征已经远去;但作为精神,长征仍在我们的生活中,仍在我们的未来里。
领略和回首长征岁月的经纬,绝非仅仅为了纪念,更重要的是我们今后如何将那段历史所诠释的精神传承下去。
一
眼光从左扫到右,再从右扫到左。目光显得又欢喜又温暖。
虽然曾位居我军第一批少将之列,官至河北省军区司令员,但这时的曾美更像一个喜获丰收时的农民。
“老人最喜欢种庄稼,浇地、施肥,都要自己来,每天都要拄着拐杖在院子里,像这样巡视一番。”曾美的家人告诉我们。
“我当红军前本来就是一个农民。”像曾美一样,张方明老人家的院子里也是果实累累,一片丰收景象。“等苹果再熟点了,一定来尝尝,好吃。”张方明老人的邀请纯朴、热情,与任何一位在地里打了一辈子滚的老农一般无二。
在省军区干休所的老红军家采访,我们发现,凡是有个院子的,都种着各种各样的庄稼,最多的是玉米,还有苹果树、梨树。
这个时候,我们深深感到,这些曾经戎马一生的老将军、老战士骨子里仍然呈现着农民本色。
也许正是这样的本色,才让他们有了一个共同的特点,对土地的无比热爱,对生活的知足常乐。
在邢台市第一干休所一套简朴的单元楼里,我们拜访了刘天界老人,一位1933年入伍的老红军。
简陋的硬木沙发,陈旧矮小的茶几。墙角处照片中一身戎装、风华正茂的刘天界平静凝视着自己晚年清贫如水的生活:四个子女中有两个夫妻双双下岗,加上一直赋闲在家的老伴,他几千元的离休工资要负担十来口人的生活。
我们问刘天界生活过得怎样,老人笑了:“好得很,什么时候想吃肉就有肉吃,比过去的地主老财还享福哩!更别说长征的时候缺衣少食了。”
“想吃肉就吃肉”,没有经过长征的今人们也许对这样的“生活好”的标准不以为然,然而当我们听到李光照老人讲长征途中饿得拣马粪中没有消化的粮食时,当我们看到王茂全老人讲看到自己的战友饿死在路上,却无力相助时的愧疚,我们终于理解了老人的这句话,在他们的记忆里,经历了长征挨饿受冻的苦难,生活幸福的标准就该如此。
对衣食不讲究,同样对名利不追求。
在采访中,我们曾惊异于这些老人的资历之老、军功之多,最后离职休养时官阶军衔却并不显赫。
“长征中那么多战友倒下了,他们要求什么了吗?我们从战友的鲜血中走过来的人,更没有资格要求这个,要求那个。”秦光老人这样淡然回答着我们的提问。
秦光曾被多次降级使用。在东北民主联军,他被总后勤部派到绥芬河新建油库当主任,到了以后,当地口岸办主任曾传六说,我们找了一个会俄语的同志当主任,你当副主任行吗?行!痛痛快快,决不拖泥带水。
建国后,曾美本来担任北京军区副参谋长。组建河北省军区,领导说,那里力量比较薄弱,你去当政委,干几年,把班子建起来,回来当北京军区参谋长。
副大区职的副参谋长担任正军级的省军区政委,正常人的理解,那是降级了。可曾美二话不说,打起行李卷就走。
河北省军区工作正常了,北京那边的参谋长位子已经有人了,上边没说话,曾美也没找过。
官位,地位,面子,待遇,好处,时下社会流行的词汇在老人们中间没有市场,不是不想,不是不要,可70年前从长征走过来的老人们说“不能把这当回事”。
二
曾美不愿意拄拐杖。
就在一年前,他甚至走路都不愿意让人扶着,他最讨厌这个。全家人到外边吃饭,上楼的时候别人伸手扶他,他手一甩:“把手拿开!”声音不大,却非常坚决,甚至有些严厉,伸过来的手马上就得缩回去。
不服老的大有人在。陈尔云老人年过八旬还独自步行十余里山路,尹丁凡老人现在还可以耍一套太极剑。
不服老,也的确不显老。
有人说,长征就是一次对机体最客观也是最残酷的优胜劣汰。虽然没有证据表明,在经历了人类历史上最艰苦的行军之后,生命极限的挑战,会改变人们身体的功能结构,让他们活得比常人更长寿、更健康。但不可否认的是,当你面对这样一个个虽已耄耋却顽强不服老的红军老战士,你会不由自主地感慨生命的伟力。
长征路,由生命不断挑战极限的奇迹串成。
饿昏了,爬起来继续向前;一批人倒下了,剩下的又踏上征程……
要活着,要战斗,风雪是敌人,饥饿是敌人,围追堵截的国民党兵是敌人,战胜他们,夺取胜利,是什么激励着他们前仆后继、百折不挠?
“是意志,是信念。”采访中,几乎所有的老红军都这样回答。在这些白发苍苍的老人心中,长征不仅是一条鲜血和生命染红的英雄路,更是一场用理想和信念丈量的精神远征。
刘自双老人深深记得自己在过雪山草地时曾经承受的极限,“可我没被击垮,就那么一步一步地坚持下来了。”
长征途中的坚持成为刘自双一次次跨过人生极限的力量源泉。
从一个木匠,成为一名将军,从一个靠脚步追赶敌人汽车轮子的步兵成为一名共和国的空军将领,刘自双笑称“角色的每一次转换都是一场体力、意志、精神的极限考验”。
“陆军就不能干空军?谁是天生就会打仗的?”1964年晋升少将的老人,方面大耳,两道乌黑的浓眉,眉心挤成了一个“川”字,说话声音很大,很厚实。
不会,就学。自小家里穷,没念过什么书,还是红军给扫的盲,啃书本子是有点困难。
“爬雪山,过草地,吃树皮草根,啃皮带……什么苦都吃过了,什么罪都受过了,什么样的绝境都挺过来了,还能被这点困难吓住了?”老人语气平淡,却不经意间透出一股豪气。
法国女学者西蒙娜·戴博瓦尔在长篇纪实报道《长征》中说,长征已经在各大洲成为一种象征:人类只要有决心和毅力,就能达到自己的目的。
三
10月10日,面对1200多名中小学生,秦光老人在河北会堂作了一场,“长征精神永放光芒——我所经历的长征”专题讲座。
两个多小时的报告,一等伤残、身上还留着多处弹片的老人一气到底,腰杆挺得笔直,没有休息一次。
秦光已经没办法准确计算这究竟是他做的第多少场报告了。“三四百场吧。”秦光说,从1956年开始,他就给机关、厂矿、部队讲传统、讲长征,有求必应,风雨无阻,听众人数超过10万。
作为河北省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的委员,秦光用他出版小说、诗集得到的稿费,购置图书,全部捐献给希望工程、灾区、部队。
“我总觉得我身体还不错,应该多为群众做点事。”秦光说。
像秦光这样的老红军战士不在少数。革命了一辈子,理应有一个幸福、安乐的晚年,按说应该在家里享清福,但他们不,照样四处奔波。
在我们的采访中,时时会感受到蕴藏在这些老人们心中的力量和热情。
我们应约来到郑苏老人家的时候,他正佝偻着腰,整理一份文件。那是安次区一个案子,老人说,他的“当事人”认为法院断案不公,找到了他。此前,他已经帮助平反了九起冤假错案,7个人因此免于死刑。
“我不能不管。不放过一个坏人,但也不能冤枉一个好人。我们当初革命,不就是为了这个世界更公平吗?长征那么苦,不就是为了让人们都过上好日子吗?”老人说。
聂荣臻元帅去世之前,郑苏到北京看望老首长,聂帅说:“你们常回老区看看,老区不富,死不瞑目。”
“老区不富,死不瞑目。”老人把聂帅这句话重复说了三次,一次比一次大声。
郑苏发起了河北省老区建设促进会,担任常务理事并分管阜平县,还联系了80多个老同志,组成河北省会扶贫阜平协会。这么多年,老人以80多岁的高龄,一趟一趟往老区跑,为阜平完成了大小工程数十项。
2001年,张方明老人回了一趟老家。
家乡的一切都是那么熟悉,村边的祠堂还是那么旧,街道还是那么脏那么乱,他参军的时候就戳在那里的石头房至今仍然住着人……当年贫困的黄安(今为湖北红安)还是那么贫困,张方明一阵心酸。在随后的几年中,张方明年年捐资助教,帮助家乡幼小的孩子。
“我们红军来自群众,只有依靠他们,我们才能胜利,”张方明说着眼圈一红:“我们永远不能忘了他们。”
只要时间的链条不被截断,只要空间的存在不消失,历史就不会真正远去,也许因为目睹了太多战友的鲜血,目睹了太多的牺牲,老人们格外珍惜幸存下来的人之间的感情。
“文化大革命”中,许多老干部被打倒了,担任省军区后勤部政委的张方明虽然一时没有“倒”,可也受到很大冲击。
当时,从中央到地方都有大批干部被下放到工厂、农村劳动改造。原北京军区二炮政委王宗淮,一位张方明的老战友,下放到石家庄3302工厂。老朋友见面非常高兴,经常在一起聊天,张方明从心眼里相信对方没有什么问题,也从来没有考虑过当下的处境,也从没怕别人怀疑、议论。王平上将在南京被隔离了,他的两个孩子经常到张方明家吃饭聊天,张方明对待他们像一家人一样。
在共和国第一代将军中,曾美的脾气说不上温和,可也说不上暴躁,如今简直就只剩下慈祥了。安静地坐在那里,手里的拐杖轻轻放在身前,老人眼角、嘴角都带着笑意:“想问什么?尽管问吧。”声音轻柔,已经完全看不到当年浴血冲杀时雄狮一样的影子,也看不到统帅三军时的威严肃穆,有的只是一位经历了90多年世事沧桑的慈祥老人。
“有了长征那么残酷的经历,对人的感情就是看得很重,热情得不行。”曾美的儿子曾江兴这样评价他的父亲。
四
钟枝棋老人是那种一见面就会感觉到一种莫名的力量的人,90多岁的人了,腰杆挺得笔直,握手非常有力,脸上不苟言笑的神情更让人只能够想到三个字:正规军!
就在采访完钟枝棋老人的第二天一早,我们接到了老人的家人打来的电话。
“昨天老爷子一宿没睡觉……”
“怎么了?是不是过于激动了?”
“不是,老爷子说昨天提供给你们的材料,有一个地方是错的。”
我们立刻按照老人的意见改了过来,本来以为事情到此结束,但是没有。老人的家人坚持让我们给“老爷子”打个电话,说明情况:“我们说的他不信,他说我们就是为了安慰他,哄他……”
“一是一、二是二,不管什么事情,都得讲个实事求是。”老人问道:“不讲实事求是,我们吃的亏还少吗?”老人说,红军为什么长征?不就是因为李德、博古他们教条主义,不能实事求是吗?遵义会议之后,为什么节节胜利?不就是因为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吗?
时间与空间,在采访中形成了一种奇怪的组合。
1983年秦光老人离休之后撰写回忆录的时候,忽然想到,如果把自己的经历创作成小说,整理成青少年读物,是不是能够吸引更多人,传播得更广泛?
写小说不需要太严谨吧,三分虚七分实,合理想象,写的生动、可信就行了。
秦光却不。为了材料准确无误,他冒着酷暑严寒,跑了14个省、21个县市,还找了30多个老战友核对事实、时间、地名、有关数字。结果“小说”写出来,上面除了人物名字,与历史上发生过的事情一点区别也没有。
就是这么倔,就是这么执著,就是这么较真。
我们采访过的老战士几乎个个如此,甚至给人一种一个比一个倔的感觉。
钟枝棋老人站在大门口等着我们前来采访,陈尔云老人让儿子程东进一直在干休所大门外等候,张方明老人执意要用专车送我们,李光照老人衬衫的“风纪扣”系得紧紧的,任汗珠子一滴一滴地滴下来,始终不肯松开。
郑苏老人那天穿上了平时不怎么穿的“宝贝”军装,跟我们聊了两个多小时,聊他为什么参加红军,聊他长征中经历的苦难,聊他如何为别人平反昭雪……
说到高兴的时候,眼睛会眯成两道弯弯的月牙状,嘴里发出嘿嘿嘿的憨厚的笑声。
采访结束后,坚决拒绝老人送到外边的要求,告辞下楼,刚刚上车,我们忽然发现,马路对面,郑苏老人身上披着那件没有领花、肩章的军装,右手拄着拐杖,站在那里。左手不停挥动,向我们致意。
夕阳照下来,他的身影显得有些佝偻,但微风中轻轻飘扬的衣襟,让我们心头陡然一热。
就是这样一群看起来如此普通平凡的老人们,当年曾创造了人类历史上这样的奇迹:
平均日行军74华里;
几乎每天都会有一场战斗发生;
平均走365华里才休整一次;
还有,十倍于己的敌人的围追堵截;
还有,经年积雪的雪山和会吞噬生命的草地,以及难以忍受的饥饿和随时而来的疾病。
总数超过20万人的大军,到达陕北时,只剩了5万余人。
就是这5万多人,成为中国革命燎原大火的星星之种。
透过这23位在冀红军老战士人生的传奇,我们依稀看到当年20多万红军战士的身影。
在此,我们向他们致以最崇高的敬礼!
文/本报记者 汤润清 徐国栋 解丽达 谷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