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副主席派人送来退烧药

87岁的邵云老人是我们采访的老红军中比较年轻的一位。长征时，他才15岁，是个小司号官。因为年轻，他在长征途中得到了周恩来副主席的特别关照。

“没有周副主席，就没有今天的我。”对这位万人仰慕的领袖，邵老始终怀着一颗感恩的心。

第二次过草地途中，我病倒了，一连发了好几天的高烧，再加上草地气候恶劣，没有吃的东西，又饿又冷，身体极度虚弱。当时部队缺医少药，吃到退烧药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我的体质一再恶化，高烧

一度曾达40多度，甚至有生命危险。那个时候，很多重病号跟不上部队，都被留在了当地，我也面临着这个局面。如果自己被留下来，那活下来的可能性会更小。但草地中的病号太多了，部队不可能把每一个同志都带走。

师首长郑维山不知道该带上我还是留下我，便层层上报领导，最后报到了周恩来副主席那里，说这里有一个小号官，高烧不退，生命垂危，只剩下一口气了。当周副主席得知我只有15岁时，指示说：“那是革命的种子，是新中国的希望，一定要想方设法救活！”遵照副主席的指示，第二天，上面就从医疗队派人给我送来了几片珍贵的退烧药。没过多久，我的烧退了，逃出了“鬼门关”，身体慢慢好了起来。是周副主席救了我的命！

还有一次战斗前，我又见到了周副主席。他笑眯眯地走过来，拍着我的肩膀说：“号官！把冲锋号吹响点啊，我们的劲头在你们的号筒里装着呢！”我使劲地点了点头。

后来的长征中，一遇到困难，周副主席就成为我的精神支柱。1935年，我小腿中了枪伤，在四川崇化掉了队，拖着流血的断腿，又冻又饿地独自行走，当时甚至想到了死。但当我想起周副主席，想到我的生命来之不易时，立刻打消了这个念头。不管前方的路有多苦多难，我必须活下去，我没有权利作无畏的牺牲。就这样，我坚持到了最后。

王稼祥常到我们的宿营地看望

作为当年中央警卫连的战士，张峰云老人自然有更多的机会接触领袖。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他为这些领导站岗放哨。

“王稼祥脸瘦瘦的，戴着一副金丝眼镜，对战士们很亲切，我们最喜欢他。”

时任军委副主席兼总政治部主任的王稼祥，是带着伤参加长征的。王稼祥伤口经常发炎流脓，医生不得不用橡皮管塞进伤口，在橡皮管外穿上丝线，绕上纱布、棉花，使脓液排出体外，以减少发炎机会。

看到我们，王稼祥总是主动打招呼。晚上，他不顾自己身体不适，经常到我们的宿营地看望战士们，记得他总对大家说：“同志们，吃饱了吗？住得还习惯吗？晚上尽量找点热水洗洗脚，解解乏。”有时，在路上遇到王稼祥，他也会问上一句：“晚上洗脚了吗？”听了他的话，我们觉得心里暖暖的。过草地时，经常遇到风雨交加的天气，没有房屋住，王稼祥便打开担架上那块仅有的雨布，让担架员、警卫和卫生员同他挤在一起，相互取暖。

彭总的马拉我过雪山

袁光兰轻啜了一口茶水，91岁的脸上绽开了笑容，看上去比他的真实年龄至少年轻20岁：“我呀，是拽着彭总的马尾巴过的雪山。”

参军时，我是一名宣传队员，部队行军、休息时，我就打竹板、吹唢呐，高唱战歌，为战友们鼓士气。17岁时，跟随彭总率领的中央红军第一方面军三军团开始了长征。

1935年6月，部队开始翻越夹金山。当时，我穿了一件破单衣，在贵州会里战斗中被炸伤的左眼还裹着绷带，脑袋里还有没取出来的炮弹皮，爬起山来感觉力不从心。

由于年龄小，又身负重伤，领导和战友都很照顾我。彭老总对我也特别关心。在雪山上，彭老总看我实在走不动了，便跳下马，把缰绳递给我：“小鬼，来，骑上马走吧！”说着就要把我扶上他的战马。

我哪里能让彭老总走着，自己骑马呢？我说什么也不肯上马，最后彭老总只得让我拽着马尾巴走，前面有马夫拉着缰绳。就这样，我拽着彭总心爱的战马，顺利地爬上了山。

看一旁，彭总手拄木棍，和战友们一起艰难步行，我的眼泪，忍不住往下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