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老虎”

在解放军的队伍中，有许多有外号的将领：“陈麻子”，“梁大牙”……但这些外号都是在解放战争中叫响的。徐海东不同，几乎就在他当上赤卫队长的时候开始，“徐老虎”的绰号就开始伴随着他。

“为什么有这么个外号？”秦光老人露出崇敬的神色：“勇猛，出奇地勇猛！”

在新中国10名大将里头，徐海东出身最苦——窑工，也是战斗中负伤最多、最重的一人。他先后9次负伤。当副军长时，他在火线上被子弹从左眼底下打入，从后颈穿出，抬下阵地后第5天才醒来。别人急得要命，他自己倒一点不在乎：“我睡了个好觉。”

我早就认识徐海东，我们部队在安徽整编，徐海东是我们25军的副军长，后来当军长。长征的时候我们军一共不到3000人，战斗、行军更是差不多天天在一起。徐海东个子很高，很结实。长征的时候就不行了，身体很虚，有点虚胖。可脾气也改不了，有一次他到前卫团，正遇天下雨。部队又饿又累，虽接到出发的命令，干部战士却躺着不起来。他抄起一根棍子，从团长、政委开始，连捅带打，一口气把200多人赶了起来。路上，有的伤员没人抬，他虽然同大家一样一天没吃饭，但在雨中亲自抬着伤员走了五里路。

1935年8月，我们从陇东合水县板桥镇出发，继续向北走，那时候走得累得不行，我就跟身边战友说：“等到了苏区，你猜我第一件事干什么？我得先美美地睡上一觉！”正说着呢，后面板桥镇方向枪声就响起来了。还没等我反应过来，就看见徐海东带着几个警卫人员，骑着马往回跑。等他们跑过去了，消息才传过来：“后卫二二五团三营被敌人包围了。徐副军长带人去接应！”

我们二营冲过去，被敌人的增援部队冲散了。一个当官的拼命喊：“抓住那个骑马的大官！抓获的有赏！”这时候徐副军长身边就一个警卫员了，可他还是一边跑一边回身战斗。

这时候，一营营长韩先楚跟政委刘震——后来都是开国上将，带着队伍抢占了一座山头，用火力压制了敌人的进攻，二营和三营这才趁机突出敌人的包围。

就算到了这时候，徐海东还是留在最后阻击敌人的追击，韩先楚、刘震俩人一挺机枪轮流打，最后才把徐副军长掩护上了山——要不是战士们全部脱困，并且开始打退敌人，他绝对不肯上山！

秦光的相册里，保留着一张红军时期徐海东的照片。照片上，徐海东面色憔悴，但双眼仍然射出慑人的神光。“我们红25军长征，三个领导，一死两伤——政委吴焕先牺牲了，军长程子华、副军长徐海东重伤。”秦光流泪了。

“拉也要把我拉起来”

“周副主席长着这么长的大胡子，”曾美用手在胸口一比划，回忆他第一次见到周恩来时的印象：“看起来样子非常严肃，可是只要他一笑，就马上变得很亲切。”

与绝大多数红军老战士一样，从第一次见到周恩来的1934年开始，72年来，曾美对周恩来的称呼始终只有一个：周副主席——周恩来长征前后担任的职务。

周副主席的办公室就设在作战办公室旁边的一间小房子里。我们进去时，他正伏案批改电文。

周副主席和红军战士一样，头戴八角军帽，身穿褪了色的灰军衣，眉毛粗黑，面容消瘦，两腮和上唇、下巴都长着又黑又长的胡须。也许是过于专心工作，或是对战事的焦虑，他的表情异常严肃，不禁让我也紧张起来。

“总政委，这是新来作战科工作的曾昭泰同志。”彭局长报告——我的原名叫曾昭泰。

周副主席打量着我，脸上露出笑容。他从座位上站起来，亲切地问我的经历和家乡情况。我一一回答，心情也渐渐放松了。最后，周副主席嘱咐我：“曾昭泰，你今后就要在作战科工作了，要主动向老参谋学习啊。”

周副主席的勉励，让我心里暖烘烘的。我立刻回答：“我一定好好学习，积极工作。”

参谋值班时，其中一项工作是向周副主席报送电文。那时候战事紧张，工作繁重，周副主席经常没日没夜地干，就没见他闲着过，觉也睡得特别少。眼看着他一天比一天瘦，双眼挂着血丝，眼眶陷得老深，大家心里都很着急。有一次，作战办公室收到一封电文，正好周副主席刚刚睡下。我们不忍心叫醒他，就等到醒后才报送给他。

周副主席马上不高兴了：“为什么不早叫醒我？”

“我们看您睡得……”

“这样不行，今后遇有电文，拉也要把我拉起来。”

周副主席脾气很好，很少发火，说什么“这样不行”，或者“这是不允许”的，那就是最严厉的批评了。后来，我们有好多次是在叫不醒的情况下，硬把他拉起来的。周副主席起身后总要先用凉水洗一洗脸，待清醒后，再坐到办公桌前看报、批阅文件。

              文/记者 解丽达 徐国栋 汤润清 实习生 李娟 李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