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几天站岗很平常，我们心里却不平静。”

在赶往石家庄警备区干休所的路上，我们拨通了张峰云老人家里的电话。电话那头，口齿清楚的张老不厌其烦地为我们描述他家的详细住址。听语气，完全想象不出这是一位已94岁高龄的老人。

汽车停在干休所一处二层楼房外。早已等候在门外的张峰云老人和我们一一握手，热情地把我们让进屋。

张峰云老人清楚地记得，出发的那天是1934年的农历八月十五。当时，他是中央警卫连的一名战士，在梅坑——中央红军司令部所在地站岗，保卫党中央的安全。

“毛主席、李德、周恩来、王稼祥……我们为他们站岗放哨。”张老说着便站起身，做了个立正的军姿，“中央领导一从屋里出来，我们就要立正敬礼。”

出发的前几日，领导们仍像平常一样进进出出，一旁的张峰云并未觉察出什么异样。

[我们警卫员是两个钟头换一次班。那几天站岗很平常，没有什么情况，几位领导的表情并没有什么特别，我们心里却不平静。大家知道要转移了。但没有人告诉我们这次要到哪里去。警卫连的纪律要求少说话，少打听，我们也没敢多问。

当时的我却敏感地意识到，这将是一次不同寻常的行军——每人都准备了大量粮食，当地群众送来了好多编得厚厚的新草鞋。参军前我是个裁缝，走之前，我拾起老本行，扯来布匹，给自己和战友赶制几套军装。

走的那天是农历八月十五——中秋节。知道我们要走，热情的房东特意准备了一顿丰盛的午餐，蒸大米饭，炒空心菜，还有香甜的月饼，比平时的伙食都好。那天下午4点，接到转移的命令，我匆忙收拾起还没缝好的军装，背上一个行李包、一个脸盆，胸前挎一个葫芦，肩抗一杆大枪，跟着部队出发了。

房东全家，还有好多乡亲一直送我们到村口。他们问我们啥时候回来，嘱咐我们要小心。我们不知该怎么回答，只是一个劲地点头，战士们都流下了眼泪。]

正如战士们隐隐感觉到的，这次被迫的突围转移，并不是在“最后一分钟才决定的。”根据时任李德翻译的伍修权的回忆，“长征的准备工作在长征之前半年就开始了。”

1933年9月，国民党对中央苏区发动了规模空前的第五次“围剿”。由于“左”倾路线的错误，中央红军遭到重创，中央苏区岌岌可危。

5月下旬，博古在瑞金主持召开了张闻天、周恩来、项英参加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认为红军在苏区内线打破第五次“围剿”已没有可能，决定将红军主力撤离中央苏区。

大规模扩红，拆卸和包装重型装备，把埋藏的财物运下山……一系列的准备工作在有计划地进行着。

9月29日，张闻天在《红色中华》上发表《一切为了保卫苏维埃》的署名社论，暗示性地发出转移信号。

一份国民党军将向中央苏区发起总攻的秘密情报将长征的计划提前了一个月。10月10日，中央红军拖着沉重的辎重撤离瑞金。

“没人知道我们将走向何方”

（来到老将军曾美家时，老人正坐在一台笔记本电脑前，熟练地操作着鼠标。“平时没事我也上上网，90多的人了，要不就跟不上形势喽！”曾老站起身跟我们打着招呼。

92岁的曾老是我们本次采访到的老红军中级别最高的一位，退休前任河北省军区政委。听说我们来采访长征故事，老人显得格外兴奋。儿子曾江兴告诉我们，老人现在记忆力减退，但对过去的事，比现在刚发生的事，记得要清楚。那个年代已深深烙在他脑中了。）

70多年前的一天，时任红军总司令部参谋的曾美趁夜色从梅坑村出发时并没有想到，与家乡一别，竟是70多个春秋。长征第一天对他而言，夹杂着几分对故土依依不舍的深情。

[那时，我们的行动不叫长征，叫转移。尽管工作在总司令部，但谁也没有想到要进行一次跨越11个省的万里长征；谁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转回来。

那天傍晚，瑞金城好多老乡赶来送行，个个阴沉着脸，有的还在暗暗落泪。他们紧紧拉着我们的手，不住地说：“你们千万要回来啊！”直到这个时候，我们这些红军战士才真真切切地感觉到，真的要离开中央苏区了，特别是我们江西籍的战士，真舍不得离开家乡啊。

我们告别老乡，默默地跟着队伍走，经过了几个熟悉的村子，这时炊烟已经升起。有的农家妇女在门口倚着门，好像在为我们送行。几个小孩子在路边站着，指手画脚，大概在议论着这支队伍往哪里去。]

“从长征离开江西至今，我再也没回过家乡。”曾老不无遗憾地说。多年以后，曾美为出生的儿子取名“曾江兴”，以此表达对老家江西省兴国县的怀念。

1934年10月16日傍晚，月明风清。夜幕下的于都河畔，排起了长长的队伍。河面架起了几座浮桥。战士们一个接一个，静静地穿过河流，不住地回望着对岸，看万家灯火渐渐凝成一个点。

文/记者 解丽达 汤润清 徐国栋 实习生 李 敏 李 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