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给遵义会议号房子

曾美将军打开电脑，一张张查看女儿从遵义拍回来的照片——照片拍摄的并不十分专业，其中一张是当时红军总部作战室，墙角放着一张床铺，墙上挂着老式毛巾，那是当年曾美的住所，另一张上面只是一块大牌子，上面书写着八个名字，是总部作战科八名参谋的名字：孔石泉，罗舜初，曾美……

“都不在了，只剩下我了。”曾美低沉地说。这座房子里，曾美住处的二楼，遵义会议在此召开，那房子，是曾美“号”的。

[1月10日晚上，周副主席对我说：“城中心有一座大房子，你先去0侦查一下。”

我立刻遵照周副主席的指示，来到这座十分漂亮的宅第前。看门人告诉我，这是柏章辉的公馆。这是一所二层楼，砖是灰的，屋檐略微突出来，二层上有带顶篷的阳台，大门正对着遵义主要街道。他带我进去一看，好大房子啊。左边跟南边是住房，右边好几个腌菜缸，再进去是大厨房，中间是客厅。沿着左边的楼梯上去有一间大房子，房中间方这一张长条桌，两边是一些大椅子——后来遵义会议就是在二楼这间大房子里开的。

在这所古色古香的房子里，到处都是红色的家俱，还有屏风、轴幅。

我很快向周副主席作了汇报：“这真是理想的军部驻地。”

周副主席命令彭雪枫局长把作战科搬进这间公馆，楼下是作战室，我们就在这收发电文。刚刚布置好，朱德总司令和周副主席就开始在作战室埋头批阅电文了，那时候，紧张。

周恩来和他的夫人邓颖超住在二楼一间靠阳台的房间里，那时候邓颖超还患着肺结核，咳血。朱德和妻子康克清也住在这里。刘伯承、张云逸、彭雪枫、彭德怀、刘少奇和李卓然也在这儿住过。

毛泽东没有住在这个大宅里，而是住在另一个军阀的宅子里。房子也是砖砌的，二层有带顶篷的阳台。那里还住着王稼祥和洛甫，他们和毛泽东一起被称作“中央队”。

有意思的是，在住房安排中，这几个地方都没有博古和李德的住处。他们住在城边一所地主大院里，后来有人说，他们被“孤立了”。

后来开会的时候，我们在一楼作战室值班，只能隐隐约约听见楼上在说话，具体说些什么，根本就不清楚。中间休息的时候，周恩来会走下楼来，到作战室向值班参谋详细询问当前敌情。那也看不出什么，周副主席表情很严肃，但是比较平静，他一直是个很平静的人，从来不乱发脾气。]

我为遵义会议站岗

“天刚黑，柏宅大门上的煤油灯就被点亮了。”张峰云老人回忆说。

张峰云是1934年4、5月间，到中央警卫连当战士的，“保护毛主席、李德、周恩来、朱德、王稼祥，给这些人站岗放哨。一看到这些人进出，”张峰云忽然站起来，郑重地行了一个军礼：“我们就敬礼，有时候他们会跟我们点头、打招呼。”

遵义会议期间，张峰云在楼下站岗。

[博古来得最早，平时他很和气，但那天他披着大衣，沉着脸，表情凝重。他在公馆门口下马后，警卫员把马牵走，他就低着头，缓缓走进院子。

随后，毛泽东和张闻天也赶来了。

毛主席披着一件缀了补丁的单袄，长长的头发分在两边，很瘦。那时候他的身体刚刚好起来，一过于都河，毛主席就坐担架长征。不是他不习惯在乡间走路，而是由于长期患疾病而身体虚弱。后来相当一段时间里，他一直坐着担架。担架是由两根坚韧的长竹杆和绳网组成的，既轻便，又有弹性。毛主席那时候又高又瘦，深深地陷在担架里，睡觉也不会被晃出来。那天，他手夹一支烟卷，与张闻天并肩走，两人低声交谈，张闻天还不时点头。

他们进去不一会儿，王稼祥也来了，我们平常最喜欢王稼祥，他对我们非常亲切，非常好。一到宿营地，他就到我们连：“你们洗洗脚，还要准备行军，搞点酒擦一擦。”“有地方住吧?”见面就说。那天他是用担架抬着进来的，从长征开始，他就一直躺在担架上。他用肘部支撑起半个身子，冲警卫战士点头。

周副主席也挺好，留着胡子，不过他不打招呼，也不说话。毛主席也是。

李德和翻译伍修权来得最晚。李德穿了一双大皮鞋，脸红乎乎的，好像很累。

会议一共开了三天，每天都是晚上进行，凌晨结束。那几天下雨，很冷,我们没有棉袄,也没有大衣,有的人冻得直发抖。

知道在开会，知道会很重要，有很多重要领导人，见他们进来出去，开什么会不知道。从人们的脸上，看不出谁胜利了谁失败了谁上来了谁下去了，他们表情很凝重。不过会议结束之后，毛主席出来的时候，看上去好像比较轻松。没注意到他们的表情，

走得最晚的是博古。他站在大门口，低着头不作声。

那时候，这种事情不让问，我们也不敢问。]

张峰云看不出当时会议的内容，心理也没觉得紧张，很平淡。

但当时会场内的真实状况要严重得多，从后来公布的材料上，在那座漂亮公馆的二楼会议室里，正在进行这一场激烈的争论。

时至今日，曾美将军仍然能够回忆起当时参加会议的每个人的名字。开会的一共有20个人，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10人，毛泽东、朱德、陈云 、周思来、洛甫(张闻天)、博古(秦邦宪)王稼祥、邓发、刘少奇、凯丰（何克全），7位红军指挥员——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以及第五军团政委李卓然。红军报纸《红星报》的编辑、新任命的党中央秘书长邓小平也出席了会议，以及李德和翻译伍修权。

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的前途就取决于这20个人作出的决定。 这二十个人在这里开会，是为了正式确定长征的领导和方向的彻底改变，从更深远的意义上说，则是中国共产主义革命运动的领导和方向的彻底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