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叶娟娟 实习生 杨佳薇 王琳 邱展招
削低就业门槛
是接纳的开始
叶娟娟
最近，我省农民工又听到一个好消息：从10月1日起，我省开始实行新的居住地登记户口制，户口因此不再成为他们进城务工落户的“门槛”。事实上，近几年来类似的“门槛”降低还有很多：自主的企业用工政策、取消不合理的收费、实行城乡统一的《就业失业登记证书》……从“限制”到“突破限制”，从“漠视”到“关注”，进城农民越来越感受到来自于社会的关爱。
虽然关爱多了，限制少了，但是许多农民工却发现，他们进城就业之路仍不平坦。在劳务市场上不难听到农民工这样的反映，现在城里的好多工作成了“高板凳”，坐不上去了。
目前，随着技术含量和标准化生产程度的提高，建筑、纺织、餐饮等农民工比较集中的行业对上岗者的要求普遍升级。但据统计，我国农村劳动力中，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仅有45％，文盲和半文盲的却达到2225％，而在去年年底表彰的101名全国“技术青年”中也没有一名来自数以千万计的农民工群体。“素质门槛”成为农民工不得不去正视的问题，他们靠力气吃饭的日子因此越来越难，十几个人不惜采取劳动力“贱价处理”的方式竞争一个搬运工岗位在劳务市场上并不少见。
其实，农民工遭遇“高板凳”的原因还在于相关政策措施的不完善：他们求职就业还受到一些岗位限制；现行的就业、培训制度还不完善；他们缺少有效的社会保障，因此工资被拖欠、人身权益被侵害屡屡发生……
对于进城民工而言，转变就业观念是突破就业障碍的题中应有之义，他们到城里不能背着铁锹，而应要有一技之长；他们要用法律的武器来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更重要的是政府在做“减法”的同时要做好“加法”，一方面继续清除设在农民进城就业道路上的行政壁垒，降低其就业成本，另一方面加强对农民工的职业培训，拓宽农民工的就业渠道，帮助农民工坐上就业“高板凳”。
对于农村劳动力输出地政府而言，要根据劳动力市场对民工的技能要求，采取兴办民工职业技术学校、培训班等多种方式，在农民工外出前有针对性地进行培训；流入地政府则要对不合时宜的政策和规定作出调整，建立健全民工管理服务机构，尽快着手解决民工的就业指导、技能培训、医疗和养老保险等关乎他们切身利益的问题，让民
工更快地融入城市社会大家庭中去。
偌大的城市，找不到
低门槛的劳务市场
“报纸上说、政府也说，让我们到正规的劳务市场找工作，可是你们不知道那儿的门槛有多高。”在省会胜利南路一个自发形成、已历经数年的劳务市场上，我们听到有类似抱怨的不仅仅是从牡丹江来石务工的农民张海军一人。
胜利南街的这个市场事实上是个非法劳务市场，可是却已成为许多进城农民到石家庄打工、找活的主要信息中枢。每天往来于此处的农民和雇主有上千人，道路两侧熙熙攘攘的人流长达百余米。据了解，类似的市场在省会平安公园和和平东路农机市场附近也都很火爆。
28岁的张海军在这个劳务市场上算得上“文化人”————他是高中毕业生，所以到石家庄务工的第一站，他选择了省会两个大型的正规劳务市场，“又是技术等级证书，又是中专、大专以上学历，还要有三年以上相关经验，还有那么多和我一样急着找工作的城里人、学生，一走进去，我就感觉没什么戏。”
在采访中我们发现，有类似张海军经历的不在少数，有的由于文化、技术水平更低，甚至都没敢走进正规劳务市场大门。据了解，在省会正规的劳务市场有八九个，但是没有一家能专门为进城务工的农民介绍就业需求，事实上全省也少有这样的劳务市场。用省劳动力市场职业介绍部部长张国庆的话来说，农民工在城市正规劳务市场上择业很不占优势，“除了素质原因，劳动力市场通常一周时间的待工状态和相关的手续办理，对于需要吃住花销又经济薄弱的进城农民而言，就业成本也很大。”
非法劳务市场
何以生生不息
有观点认为，进城农民应该通过技术培训或学习的方式来抬高自己从而跨越正规市场的“门槛”。但是对于绝大多数出门在外就为了挣钱因而兜里往往只有几十块钱甚至几块钱的进城农民来说，尤其在许多培训不能跟就业挂钩的情况下，这并不是一个现实的抉择。
当出外求职的民工在正规的劳务市场不容易找到工作时，就只能另辟蹊径了，这就成就了非法劳务市场的“生生不息”。我省一些非法劳务市场，虽经有关部门多次取缔，但它们始终顽强存在着。
采访中，一些民工还把这些市场称为“我们的市场”，可是并不意味着这里就是他们找工作的“天堂”。这些非法市场往往是欺诈、工资拖欠、甚至是拐卖等犯罪行为的多发地，进城农民的合法权益难以保障。据石家庄市劳动监察大队队长董立强介绍，由于这些非法劳务市场不能对求职者的身份证明、技术等级证明进行严格审查，使求职者难免鱼龙混杂，甚至还有流窜作案分子或作案在逃分子，对用工者的利益和安全也是一种潜在威胁。
事实上，对马路市场存在的隐患，进城农民并非视而不见。在省会胜利南街劳务市场上，围拢过来的民工跟笔者细数他们自我保护的一些“招数”，比如说街头的中介人不能听信；打零工，不打整工，要一天一算工资；工资说得高了不可轻信等，兴奋的语气里透露出内心深处的无奈和凄凉。
对于这些进城农民来说，非法劳务市场里陷阱重重，欺骗多多，但是没有这些市场，他们又不知道如何在城市里找到自己的活路，只能在夹缝里苦苦寻找不多的机会。知道记者的身份后，一些民工很警惕：“上次来了几个电视台的，拍了拍片，第二天这儿就被取缔了，你可得笔下留情，不然我们找活太难了！”
民工劳务市场
呼之欲出
进城农民为城市的发展贡献了力量，拉动了内需，奉献了劳动，城市让其处于城市的边缘。既然正规市场的进入还有现实的距离，非法劳务市场又危机四伏，那么能不能政府主动降低“门槛”，为进城农民建立专门的劳动力市场呢？
在采访中，一些业内人士和专家建议进城农民最好有组织地输出或者联系好工作再出门，以免增加不必要的就业成本，同时也希望政府能为他们建立专门的劳务市场为他们提供就业需求，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也有利于社会的稳定。
但是在具体的操作过程中可能还存在问题。首先资金投入是个问题。而建成后能不能有效运转也是个问题。从一些正规劳务市场反馈来的信息显示，一些单位的用工不规范是其中最大的障碍。进入正规市场的用工单位必须保证不能低于最低工资，要提供养老保险、失业保险等保障。为了逃避负担，摆脱合同约束，一些用工单位不愿意进市场，尤其是那些使用农民工多的单位。用工单位不进入，农民工进入的也就少了。再加上许多农民工本身缺乏相关的证件和不愿意办理有关手续。这样一旦形成恶性循环，市场的存续也很成问题。事实上，在其他省的一些城市就有此前车之鉴。
“从政策上我们还考虑到适不适宜。”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就业处处长郭世英告诉记者，从目前的就业机制来看是加快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打破城乡分割的就业格局，因此，建立这样一个专门针对进城农民的市场并在全省推广，还可能形成政策诉讼。
据了解，目前省会正在筹建一个大规模的劳动力市场，从而吸收更多的就业信息，兼容更多的就业人群。不断完善劳动力市场的功能，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是我省劳动力市场的发展趋势。石家庄市劳动就业服务局就业介绍处处长魏振宏希望，功能日益完善的劳动力市场能把农民工的就业需求纳入市场中去，像现在许多劳动力市场设有下岗职工洽谈区一样，也能为农民工专设洽谈区或就业求职窗口，提供免费的职业介绍，让他们及时、快捷地办理用工手续。
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就业处处长郭世英认为，对于许多进城农民更重要的是城市能以开放、宽容的态度为他们提供畅通的就业渠道、广泛的就业机会和一份合适稳定的工作岗位。
为什么
坐不上
高板凳
———几位进城农民工的烦恼
有专长也迈不过高门槛
来自沧州农村的蒋林枫来石家庄之前，曾在北京做过一段时间的厨师，1999年底经朋友劝说，来石家庄找工作，一直呆到现在。原以为怀有一技之长，到正规的劳务市场可以找到一份好工作，频频碰壁后，他不得不终日混迹于省会的几个非法劳务黑市。
蒋林枫曾先后三次去过石家庄市的职业交流中心。“一进劳务市场大厅里，招聘条件大都是大专以上的。人家一听你的学历，连理都懒得理你。”蒋林枫谈起他几年前找工作的经历，仍不住感慨。
说起找工作，他便跟我们提起最近一件让他心烦的事。几天前，一个开车来招工的老板放在车里的手机不见了，就一口咬定是他们这些“碰工”的人干的。三十多岁的蒋林枫说到这显得有些激动，“在这种地方有些人混在里面做些偷窃的事，净给我们抹黑。”
“真希望政府来管一管这里。”说这句话的时候，他便发现自己说错了什么，“如果真是这样，这个没有名分的劳务市场也会被取缔了，到时候我们这些人还上哪找工作去呀？”
本报实习生 邱展招
谁给我们办个培训班？
来自赵县的刘新华今年40岁。从1998年开始，她就一直在位于石家庄火车站附近的一个民工自发的劳务市场“刨口食儿吃”。
刘新华静坐在一边，眼睛却不停在人群中逡巡，一看到有人注意，她就赶紧把目光迎上去。但几乎所有的人都只是看了一眼她的年纪，就很快把视线移开了。
很快就有一个四十岁上下的妇女骑车过来了，一群人赶紧围了上去，刘新华也凑在其中。大家七嘴八舌说了一通，又都怏怏地回到原地坐下。那个雇主是要找个保姆看孩子，当问到这些人有谁高中毕业时，所有的人都被镇住了；雇主还问她们谁能够按营养食谱给孩子做饭，这些人都说不出个所以然来。
“看来，当保姆光会做饭带孩子还不行，还要有更多的文化。”刘新华一脸无助。
已近正午，刘新华的工作还没着落。她掏出用塑料布裹了一层又一层的布钱包，抽出了四毛钱，买了把煮花生。这就是她当天的午饭。
“我看城里的下岗工人想干家政都有政府开办的学习班，人家说还有专门教人怎么伺候月子的班儿，可谁会来给我们办个班呢？”刘新华的眼睛里一片茫然。
黄昏时分。从早晨就在此等活的刘新华还是一无所获，她说明天还要继续等下去。而明天，她是不是可以离自己的目标近一些？
本报实习生 王琳
黑市原来是黑洞
“我身上只剩一块钱了，即使在这个劳务市场还可能被骗，为了生存，我却没有别的选择！”语毕，杨聚民又向一堆找工作的人群奔去，他似乎忘了自己这几天的遭遇。
就在几天前石家庄市这个非法的劳务市场里，杨聚民找到了一份让自己满意的工作，一天工作12个小时，给他30元钱，并且工作环境是工厂，不像建筑队那么辛苦，因而，即使远在南京，杨聚民也坚定地去了。
到了南京，杨聚民却傻眼了，温和的老板瞬间严厉了起来，工作时间由12小时无限制延长，工钱却一天天地往后拖；加工厂原来是一个挤挤攘攘的黑工厂。干了几天，杨聚民想办法偷跑了出来，可是，一切随身物品都被扣在工厂了，他身上只有仅仅三块钱。
揣着三块钱，杨聚民偷偷地混上了回石的火车。回到石家庄，为了生存，他又融入了这个“骗”了他的劳务市场。
杨聚民说他也曾试过找中介。中介人给了他工厂的电话和联系人。可是，当他兴冲冲地找去时，却是一个虚无的电话，一个不存在的联系人！中介费，却要去了他手头上仅有的几十块钱。
“在这个劳务市场里，虽然也经常被骗，但至少不会被直接骗去钱。”杨聚民说，不能让中介骗钱，只能选择让这个市场上的某些黑老板骗去劳动力。
本报实习生 杨佳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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